二○一五年，一月。台北，寒流。

天是铁灰的，整座城像被人按下了暂停。骑楼底下没几个人，卖豆浆的传统早餐店冒著白气，白气升到一半就散了。街上又冷又静。

圜衡会顶楼那面巨大的行情墙，却正烧得滚烫。

整面萤幕墙上，中国大陆的行情红成一片，一层一层往上叠，数字闪得比心跳还快。去年春天，潍洛下的那批单，那些传产老股，一开始趴着动都不动；直到中国降息，像是松开了枷锁，市场才忽然睁开了眼。有些股票短短几个月就涨了五成、七成，甚至翻了一倍。那家做军工零件的老厂，市值从八个亿，爬到了十六、七个亿。当初没人肯要、像白白压在帐上的一批赠品，在这欢欣鼓舞的市场，才终于还给它应有的价值。

钱一夜之间，像从地底凭空涌了出来，又多又便宜，沿着这片红，一股一股往上灌。潍洛那一大笔早早看准的投资，不到一年，绩效就翻了倍还多。圜衡会虽不在乎这点利益，可这种短期暴利，比起砸多少广告，招钱效果都更吓人。

在中国，有些连股票是什幺都不晓得的人，上班族、务农的、卖菜的、开车的，听到这两个多月飙涨的行情，活像是抢百货公司周年庆的限量商品，一股脑往里面冲了进去。原先冷清的券商门口，如今挤得水泄不通，排出长长的人龙；号子里从早热闹到晚。所有人都在讲着：这是政策作多的红利、这是一班阶级翻身的列车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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